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 买彩票的正规网站-小说  发布:2019-10-01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47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48 “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49 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50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我们还是没有交谈。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能开xx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我也是。” 我们又狂吻。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咱们在一起。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你饿吗?什么也别讲。当然你饿。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咱们开车去那儿。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我回头望。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我看昂热拉的双手。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它变得更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昂热拉说。 51 要去艾泽,我们得离开高速公路。沿着陡峭的海岸有三条路。昂热拉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峭壁中路,它满是灰尘。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灰尘更厉害的路上,它陡直地上升。艾泽村庄在高处,在一个山顶上面。山峰下面,在村头,有一座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陡峭的胡同继续上行。两侧岩壁高耸。房屋依山而建,老掉了牙。一座支撑着另一座,狭窄的胡同那么陡,一家的房门常跟邻房的窗户位于同样的高度。这里的一切一定是中世纪修建起来的。 下面的停车场旁边是纪念品商店和一堵墙,倚墙摆放着许多幅画。我看到那些画家坐在画前等候着买主。房子里有许多店铺——鞋店、裁缝店和食品店。最多的是工艺品商店。我看到旧铜罐、圣母像、酒杯、雕刻品和许多花边台布。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街头卖的。一切都非常小、非常挤、非常陡,是一座侏儒城市。岩壁之间很凉爽。在这上面生活的当地人肯定不足五十人,顶多六十人。这是游客们的郊游目的地。小胡同七拐八弯。昂热拉和我手拉手走着。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店门外冲我们微笑,也有女人。这些人都客客气气。那条小胡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我们站在一座大楼前,它完全保持着村庄的风格。 “这里就是了。”昂热拉说,“这是‘金山羊’。” “金山羊”店内满是珍贵的古董。我们穿过许多房间,来到一个布置时髦的餐厅。这里面和那外面相隔数百年。 我们在窗边找到一张桌子,它还空着。饭店老板让我们点菜。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依然手拉着手,望着外面。我远远地眺望大海,过去,我从没从地球上这么远的地方眺望过。好像我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它跟天空一样湛蓝,远处海天交融。我们下面延伸着第二条沿海岸的路,那条小科林斯路。汽车小小的。岩壁间有座游泳场,那里的人还要小得多。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昂热拉。”我说。 “我要让你看一切特别漂亮的东西。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吻她。她的嘴唇张开来。我让第二只胳臂也箍着她。她用她的胳臂缠着我。昂热拉低声呻吟。 “喂,卢卡斯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热拉和我突然分开来。我抬起头来看。我面前站着一男一女——德赖尔夫妇。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赖尔夫妇,德赖尔先生和德赖尔夫人,卡琳的朋友。伊尔瑟-德赖尔有可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人,身材苗条,不能算不漂亮,但嘴巴周围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的表情。德赖尔要年长得多,头发短短的。这两个人过分夸张地穿着时髦的夏装。他们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 “我们绝对不想打扰您,”伊尔瑟-德赖尔说,“我们正准备走。当我们经过您的桌旁时,弗朗茨说,这不是卢卡斯先生吗。你好吗,卢卡斯先生?” 我站起身。“谢谢,”我说,“我很好。” “这看得出来。”德赖尔先生说,朗声大笑。 伊尔瑟-德赖尔盯着昂热拉。昂热拉也迎视着那目光。出现了一阵冷场。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德赖尔夫妇冷冰冰地站着。 “我来介绍一下……”我非常含糊地讲出名字,昂热拉的名字。 伊尔瑟-德赖尔微笑地脱口问道:“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叫黛尔菲娅,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同样微笑着,讲的是德语,非常清楚。“昂热拉-黛尔菲娅。” “很高兴认识您,黛尔菲娅夫人。”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德赖尔夫人。” “您认识卢卡斯先生?他可从来没讲到过您!”伊尔瑟说。这情形让她丈夫很不舒服。 “不要这样,”他说,“不要这样,伊尔瑟。”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遇上您,这可真滑稽,卢卡斯先生,是不是?您知道,我们来这里旅游。我们住在胡安派恩斯。我丈夫今年提前休假了。我们还要呆十四天。这里多美啊。” “是的,”昂热拉说,仍然微笑着,“不是吗?” “我们现在确实不想再打扰了……”德赖尔先生催着说。 他妻子似乎不听他的。 “您知道,黛尔菲娅夫人,我们是卢卡斯先生的老熟人。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他妻子的朋友,尤其是我。您不认识卢卡斯夫人吗?” “不,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 我忍无可忍。“我们不想耽搁你们。遇到你们我真高兴。”我说。 “是吗,您高兴,卢卡斯先生?”伊尔瑟问。 “这还用讲!”我说。 “这也是我的荣幸。”昂热拉说。 “那就再见了。”伊尔瑟说。她丈夫只是生硬地鞠了个躬。他脸色通红,轻轻地用劲儿把他妻子从我们的桌上拉走了。她频频回头,直到离开饭店。 我坐到昂热拉身旁。 “这麻烦吗?”昂热拉问,“这会带给你麻烦吗,罗伯特?” “一点也不。”我说,“我对我妻子讲过,我在戛纳爱上了人。德赖尔夫妇看到了我们,我真的感到高兴。会出什么事呢?这也许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让卡琳迅速离婚。” “我也希望如此。” “可如果不行,如果有麻烦,我也这样跟你一起生活。做你的情夫。” 我吻她的手。 一位侍者推着一辆冷餐车过来。当昂热拉饥饿地挑选食品,然后侍者放进她的盘子时,我再一次望向窗外,这回是看山下。在离饭店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大仙人掌花园,里面有一座古堡的废墟。在灼热的阳光下,所有的颜色都鲜艳夺目,所有的东西都轮廓清晰、明朗。 52 在昂热拉的大床旁的床头柜上,立着一只小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天线拉了出来。我们回到家了。旅行过后我想洗个澡。昂热拉跟我一起经过卧室,她去浴室往浴缸里放水。我留在卧室里。它宽敞明亮,一面墙上开着窗户,光线射进来。昂热拉从卫生间回来了。 “马上就好了。”她说。这时她注意到,我在打量那只小收音机。“夜里能收到慕尼黑台。” “你听德国台?” 她点头。 “每天夜里。半夜后听德国台。” “你听法国台还听不够吗?” “不够,”她说,“因为你还在德国。” 我从艾泽饭店就直接给拉克洛斯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肯定要到明天才能从那位警方线人的供述中查出,在他所说的那七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真的与游艇爆炸案和赫尔曼之死有关。为防万一,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昂热拉家找到我。到戛纳后我先是去了“庄严”酒店,他们现在已经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接待我了。我又得到了我的老房间。我也告诉了“庄严”酒店,在哪里能找到我。后来我们行驶在十字架路上,前往昂热拉家,公路的中间地带和海滩一侧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交通也繁忙了些。我们前进得很慢。现在,在楼上昂热拉的套房里,跟往常一样,这里比在那热死人的城市里凉爽得多。 “我有时睡不着觉。于是我就收听德国新闻。”昂热拉说,“我从来也不能全部理解我收听的内容。我是说,我当然理解,但我的大脑一点没反应。每当我听收音机时,我就神游在你的身边,罗伯特。” “而我在睡觉。” “现在你可以洗澡去了。”她说,“等一等,我再给你放点盐,这令人身心清爽。”她走在前头,往浴缸里倒了点什么,形成许多泡沫,散发出调料的味道。然后,她突然狂野地偎在我身上。 “快点儿,”她低语道,“赶紧。我等你。我等了这么久……”她跑出浴室。我脱去衣服,跨进浴缸,感觉我越来越兴奋。我尽量快洗,又爬出浴缸,用一块大毛巾擦干身子。当我坐在浴缸里时,我听到昂热拉放下了卧室里的百叶窗。我走出浴室。卧室里朦朦胧胧。昂热拉躺在床上。她被太阳晒黑的身体在幽暗中显得更黑了。她的腿修长、美丽,大腿漂亮,细细的臀部。我现在亲眼看到的,我曾经梦到过——自从许多个日日夜夜以来,在睡觉和醒着时。 昂热拉微笑地迎视我。我钻到她旁边的床上。我们开始相互抚摸,爱抚,我们接吻。她的皮肤滑润,像桃皮似的绵软温柔。我们搂抱着躺在大床上,相互说着最美丽最挚爱的话,做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做的一切,好在水乳交融前达到更大的冲动。我们做了也许一刻钟,然后我以一种羞耻和愤怒相杂的声音说:“停下来吧。这没有意义。”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时,我虽然准备好了——但我不可能真正跟昂热拉做爱。我仰面躺着,回忆着,只能再三地讲一个词:“请原谅。” 原谅。原谅。原谅。 昂热拉吻我汗湿的额头、我的眼睛和我的嘴,说:“傻瓜。什么叫原谅?你只是太兴奋了。” “我还从没这样过,昂热拉。从没有过!我……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长途坐车,旅行,你干了那么多工作。兴奋,兴奋,没别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愉快。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另外我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自从早饭以来我就渴极了。咱们有时间,罗伯特,世界上的所有时间。来,让我们喝一点!” 她跑进厨房。我还躺了一会儿,一方面虽然感到我的身体没用,另一方面那强烈的渴望又使它几乎爆炸。我站起来,走进客厅,坐到一张沙发上。我感到极其难为情,可笑。昂热拉端着一只托盘进来了。她拿过来一瓶酒、杯子和满满一瓷罐冰块和冰水。 当她配制饮料时,她讲话十分自然。“我现在做‘里卡德’。这是最能止渴的。”她从瓶子里倒出一种液体,再加进冰块和冰水,整个儿变成了乳白色。我们像渴坏了似的喝。昂热拉站着。她的肚子起起伏伏。我看到她就在我眼前,满含着想满足一下的愿望,同时又仍然没有能力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昂热拉连看都不看我。她又做了两杯饮料,然后跑向一台唱机。它高高的心轴能放十盘唱片,放在大电视机底下。 “咱们放什么?你也喜欢盖希维吗?” “很喜欢。”我说。 “那就放《盖希维交响曲》吧。”她蹲在那里,从放声机旁的一个架子里一张一张地找出唱片,把它们放到心轴上。我打量着她。她有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脊背。背部同样也晒得黑黑的,它的皮肤像丝一样柔软,在光线下一闪一闪的,因为这儿很亮,太阳照到了室内。她向我走来,坐到沙发上我的身旁。我们俩抽烟,凝视着对方,沉默不语,听着那位天才的美妙的音乐。他那么早就死于脑瘤。我非常不合逻辑地想起了我在卧铺车厢里读过的一张报纸,所有的内容,包括电影广告、体育新闻和讣告,那上面有一则非常大的讣告。一位退役将军在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盖希维却不得不在三十九岁就死去,我想。他的音乐在房间里回荡。我看到了外面平台上昂热拉的花园。我们面对面而坐,伸手可及。我不能做爱,不能跟我最爱的女人做爱。 “你不知道,我因此多高兴。”昂热拉说。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高兴?” 她点头。 “你太爱我了,这我已经听说了。你不能跟我做爱,因为你太爱我。眼下你不能,只是眼下。你如果不在乎我,就什么都能做出来。因此,我就更爱你了。” “昂热拉,我向你起誓,我……” “嘘!”她把一根手指放到唇上,“别讲。听,这难道不是无比美妙吗?” “对,”我说,“无比美妙。” 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昂热拉时不时地向我伸出她的手来,我抓住它。昂热拉攥得那么紧,我几乎感到疼。音乐继续在房间里回响。我们再吸一支烟,又喝了一杯“里卡德”。《F调交响曲》结束了,唱盘又放起了新的一盘。这是一盘盖希维写的高亢的常青曲。我首先听到的是《伦敦城里的一个大雾天》,缓慢、感伤,一把沉闷的长号吹着节奏。昂热拉站起来。 “来吧,”她说,“咱们跳舞。” 我站起身,抱住她。我们开始随着缓慢的音乐起舞,跳得非常慢。我们的身体先是害羞地接触,随后变得亲密了,最后相互抵在一起。昂热拉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跳,眼睛闭着,嘴微张。我们旋转拐弯,紧接着第一首歌的第二首是《我爱的那个男人》。 “我爱的那个男人——就是你。”昂热拉耳语地说。 这时候,奇迹陡然发生了。我感到,体内的血向上冲,我准备跟昂热拉做爱了,像我许多天以来梦想的那样跟她做爱。血在我的头颅里嘣嘣跳动。我想把昂热拉拽到我身上,可是她低声说:“慢点,罗伯特,慢点,现在别急。”我们从客厅跳进卧室。我们直接跳上了床。我们一起倒在床上,这一下我又是一个男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自打二十年、二十五年以来我就不再是的男人。这会儿我们不再以事前的爱抚浪费时间了,这次我们直接开始做爱。 当我进入她体内时,昂热拉发出一声喊叫。她像个年轻小姑娘似的,那喊声也可能是绝望的吸气,我不明白。因为那之后幸福的血开始在我的头颅里涌动,我们的身体一起动作。它们是一体,一个身体,是对爱情和证明爱情的惟一向往。 我们理所当然地同时达到了高xdx潮。我们不讲话。我们以眼睛、双手、每个毛孔和我们身体的每个纤维做爱,身体融合为一了。我不离开昂热拉。甜蜜和疯狂继续,这回持续的时间较长。昂热拉的手指甲有几回抠进了我的背。她咬住我的小臂,然后我们又一起结束了。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我留在昂热拉身边,这回持续的时间很长,非常长。我听到客厅里传来《蓝色狂想曲》。当我们一起达到高xdx潮时,昂热拉轻喊出声来。我又紧抱了她一会儿,我们并肩躺着,眼望向天花板,盖希维的旋律还在回响。昂热拉点燃一支烟,把它递给我,又为自己点上一支。我们躺在那里吸烟。她摸向我的手,我抓住她,我们俩沉默不语,潜心谛听格奥尔格-盖希维的音乐。 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门铃响了。昂热拉套上一件短晨服跑出卧室。我听到她讲话。然后她走回来。她的怀里抱着一束“宋娅”玫瑰花。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我委托过“花月”花店,每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送三十支“宋娅”给昂热拉,因为我们是在星期六相识的。 53 报告一开始我就写过,我写它是要让它成为给昂热拉的某种类似生命保险的东西。只要上帝帮助我,我就一定要结束它。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在此如实准确地记下我的经历,一切的一切。只有一点我不会写下来:为了让我获得这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体验,昂热拉如何表现得妩媚性感。这是我们的秘密,永不泄漏。如果我把我们最深的秘密公布出来,如果我写下我们在这一天、这一夜和后来也再三做的事情,我会觉得是对昂热拉的背叛。我只想写下一点:她比任何女人都更会做爱。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会这么能做爱。她是一个奇迹,我的奇迹。奇迹、幸运、爱情和我的生活的满足。 54 当我从昂热拉的床上起来时,唱机仍在转,第三遍放最后一张唱片。 “你去哪儿?” “我马上就回来。” 我走进浴室,从我的上衣口袋里取出我为昂热拉买的、她又退回给我的那对钻石耳环。我拿着这对耳环走近床边。她笑吟吟地、舒心地躺在床上。她看到了我手里拿的东西。我探询地望着她。她点点头。于是我将耳环给她,她将它们戴到耳垂上。我们一起走进浴室。她在浴缸里也没有取下耳环。她看上去像是穿着一身白泡沫的晚礼服。昂热拉穿上一件浴衣,我穿上一件睡衣。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来到室外的平台上,坐到好莱坞秋千里,俯瞰大海、城市,慢慢地饮酒吸烟。时值傍晚,天空和大地的色彩瞬息万变,又有噪音很低的大飞机飞过来了。它们从尼斯起飞或者飞往尼斯,天空澄碧如水,第一批星星突然跃出。 “你是我的一切。”我说。 “你是我的一切。”她说,吻我的手掌心。耳朵上钻石闪烁。我们良久不语,坐在那里,四目相对。在这个傍晚时分,我们缠绵地互吻,一而再,再而三。 “我这下渐渐饿了。”当夜色开始降临时昂热拉突然说,“你跟我来,罗伯特,我的最亲爱的。”我们像孩子似的跑进厨房,时隔这么久之后,我又坐到凳子上,看昂热拉做菜。她做她已经准备好了的牛排和色拉。我的眼睛离不开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梦想、期望和祈求的一切——就是现在。我得到它了。 “马上就到新闻了。”昂热拉说,打开厨房里的“索尼”和客厅里的大电视。她走回厨房,走近窗前的桌子,做色拉。接下来的瞬间她抓住我,拽上我,拉我一起跑进卧室,像疯了似的语无伦次:“来……来……快来……” 于是我们再次做爱,这回因为快感而大气直喘、耳聋目盲。事后我们累成一团泥,躺在一起,昂热拉说:“我可真是发疯了,对不对?” “你疯狂地爱上了,”我说,“你将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你让我变成了最幸福的女人。”她说,“噢,上帝,牛排!”——

6 后来我们在九点半左右驱车回家。昂热拉把车拐上车辆更多的沿岸的路。迎面射来的车灯照花了人的眼睛,在我们前面行驶着一辆雪铁龙车,非常缓慢非常小心。 “这家伙让我发疯。”昂热拉说,她再三想超过那辆雪铁龙,但是徒劳。“他喝醉了,肯定的,因此他开得这么小心。等一等,我相信,现在可以了。”她加速超车。当我们跟雪铁龙平行时,它猛然一改车速。迎面驶来另一辆车,打着车灯。 “该死的!”昂热拉说。她踩刹车。这一下出事了。梅塞德斯车突然滑向一旁,打滑了,擦过雪铁龙,向左冲去,朝着海里。我一言不发,昂热拉也不出声。她绝望地将方向盘来回打。没有意义,她的梅塞德斯继续打滑。它也没有慢下来。那辆迎面而来的车子转到错误的车道上,直冲雪铁龙开去。雪铁龙也同样拐上了错误的车道,这两辆车鸣着喇叭擦肩而过。然后,迎面而来的那辆车到了我们身旁,那么近,我能认出车子里面三张惊愕的脸。梅塞德斯车险些撞坏那辆车,突然冲向左,在人行道上颠簸,哐啷哐啷地滚下河岸,滚到沙滩上,掉进汹涌的水里。它滑动,越滑越深,向前滑下去。我突然看到,水有将我们拽走的危险。昂热拉关掉油门。车子被前后抛来抛去。浪涛冲刷着车的半腰处,玻璃窗上的水溅起老高。 “出去!”我喊。 “我打不开门!”昂热拉平静得出奇。 我也打不开我的门。水压太强了。我拼命顶门,感到我的心跳到喉咙里。我使劲用力,门打开一道缝。水涌进车内,但现在门至少可以打开了。我抓住昂热拉,她瘫坐在那里,随后我拉她出车子。波浪齐我的腹部,一下子掀倒了我。我呛了许多咸水,然后又站稳了。昂热拉在哪儿?那儿!她的头已伸出车外,波涛冲刷着车子。她失去了知觉,我连拉带拖。她沉沉的,很重。我弄不动。波涛一浪又一浪地冲打,我一再地跌倒。我抬起昂热拉的头,感觉我的力量正在消逝。上面路上停下了两辆汽车,有人跑过来,奋力地趟着水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把昂热拉抬出了车子,沿斜坡拖上路去。停下来的一辆车的司机说:“我去下一个快餐店给警察打电话。”说完就开走了。我们把昂热拉放在人行道上。第二位司机从他的车子里取出来一条被子。她躺在上面,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罗伯特!”她睑带惊骇地望着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踩了刹车,可还是出事了。我驾车这么小心,还从没有……” “是的,昂热拉,是的,安静,现在又好了。” “要是万一出了事呢!罗伯特,我险些害死咱们俩!”她哆嗦起来。我用被子包住她,抚摸她的头发和她的脸。 “一切都过去了。”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讲。这期间有许多汽车停了下来,一群好奇者围在我们周围。过了十分钟,从戛纳来的第一辆警车到了,里面坐着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跳出来。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警察问我。第二个站在他身旁,第三个要求好奇者继续往前开,因为这条路很窄。我讲了事发经过。 “您喝醉了吗?” “没有。” 他取出一根连着一只尼龙袋的小玻璃管。“您朝里面吹一下气好吗,或者我们让人验一下血?” “我想我还是吹吧,”我说,“但根本不是我开车。” “是夫人开车?” “对。”昂热拉说。 他们让我们俩朝袋子里吹气,把内有晶体的小玻璃管拿到一只手电筒的光下。 “两根都有点变绿。”第一个警察说。 “我们吃饭时喝了啤酒。”我说。 “我没讲你们喝醉了。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车子,”昂热拉说,“车子一定有什么毛病,在开到‘Rx房’餐馆之前还一切正常,后来……” 我想起一件事。 “那个男人!” “什么男人?” 我讲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他曾经跪在梅塞德斯车的左前轮旁。 “会不会在咱们吃饭时车子被做了手脚?”我问。我的裤子在往下滴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位警察问。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 “对,那又怎么样?” “您能通过对讲机告诉鲁瑟尔探长我们所发生的事吗?” “鲁瑟尔?您是不是也在查这件事,那……” “对。” “该死!”警察跑向他的车,拿起麦克风讲话。当他返回时,他说:“探长还在中心分局。他马上就来。” 几分钟以后一辆清障车来了。两位装配工将一根钢缆固定在深陷于水里的梅塞德斯车的后杠上。然后,这些男人走向他们的车,发动起车子。钢缆绷直了,梅塞德斯也被拖上了岸,他们一直将它拖到了路上。昂热拉这时已经恢复了。她用被子裹着,站在我身旁。正当装配师开始检查梅塞德斯时——警察们也在场——一辆黑色的标致车从戛纳方向风驰电掣而来,停到我们身旁。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巴黎外交部的迪尔曼跳下车来。我将昂热拉介绍给迪尔曼和鲁瑟尔。拉克洛斯原来就认识她。 “得到消息时我正跟鲁瑟尔在一起。”拉克洛斯说,“我们马上打电话去酒店,找到了迪尔曼先生。他坚持一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事故。”我说,重讲了一遍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一位跟装配工一道检查汽车的警察走过来。 “我们查出来了,”他说,“左前方的刹车管。” “它怎么了?”鲁瑟尔问。 “被一把钳子绞断了,挂了下来。这种事很容易一下子就做成。您发动车子时,一点也注意不到,在您踩刹车之前,也只会漏出少量的刹车油。反正一切都挥发进了空气里,一点也进不了车轮的刹车瓦。车子打滑。不管是谁做的,显然想要车内人死于非命——或至少是一起严重的车祸。” 然后出现了一阵静默。 拉克洛斯和鲁瑟尔走向梅塞德斯,观看那被铰断的刹车管。我也去检查它。我们走回到昂热拉和平静的加斯东-迪尔曼身边。 “好得很,”拉克洛斯恼怒地对他讲,“企图谋杀。终于又有点新事了。” 迪尔曼的脸上有几秒钟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企图谋杀……”昂热拉望着我,“可是为什么,罗伯特?为什么?咱们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做。我干得太多了。”我说。 “还是一点也不向外透露,对不对?”拉克洛斯问。他继续抨击迪尔曼。“交通事故。技术故障。幸好没出什么事。《潇洒马丁报》上来一则三行字的消息,再没别的了。” “再没别的了,没有。”迪尔曼说,“不然您的处境还会恶化,卢卡斯先生。” “哎呀,您住口吧!”拉克洛斯控制不住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好吧,随您的便,迪尔曼先生。如果您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您相信您能对此负责……” “冷静点,路易。”鲁瑟尔说,“你也看得出来,迪尔曼先生对这一切也不开心。他奉有上司的指示。” “我对这一切全不理解。”昂热拉说,“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先生?” 警察们赶走了最后一名好奇者。许多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海岸路,我们只是一小群。 “卢卡斯先生会给您解释的,夫人。”迪尔曼说,“他知道我不能采取其它行动。您的车会被拖进戛纳的梅塞德斯车修理厂修好。你肯定您一点没事吗?” “是的,肯定。我只是冷得很。” “警车送您回家。夫人,在您从卢卡斯先生那儿得到解释之后,我也请您保持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保持沉默——对不对,我的先生们?”加斯东-迪尔曼环顾一周。 众人慢慢地点头,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拉克洛斯。 “谢谢。”迪尔曼说。 一名警察带我们去巡逻车。我把昂热拉扶上后座,坐到她身旁。那位警察爬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车子。我转过身。透过后窗我看到加斯东-迪尔曼。他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孤单单的。他目送着我们的车。他双肩耷拉着。他站在呼啸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和黑色中泛着银色的狂野大海之间,一个年约五十五岁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伤感、无助、艰难和负担的象征。 7 “我理解迪尔曼。”昂热拉说。她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坐在床边。我们一回家就马上换掉了湿衣服。“他没有抢着要这个使命!他眼睛那么善良。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对。”我说,“你又真正暖和了吗?你不冷了吗?” “我好极了,罗伯特……罗伯特……我为你担心。” “无稽之谈。” “绝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想看到你死去。噢,上帝,万一你出了什么事——那我怎么办?”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说,心想,但愿如此。今天晚上可够险的。 昂热拉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 “我怕,怕得很!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到我身边来,快!我想感觉到你。”她全身都在发抖。 于是我来到昂热拉身边,我们以绝望的野性做爱。最后,我从昂热拉的身上挪开了我的身体,谛听她平静的呼吸。我熄掉床头灯,睁眼躺在黑暗中,听到火车隆隆地驶过海边。我睡熟了,是昂热拉唤醒了我。她抱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什么……事?” “请原谅,亲爱的,我叫醒了你!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她站在床边,俯身向着我。 “几点了?” “四点半,”她说,“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走上平台,于是我就看到它了。” “什么?” “我要带你去看。来。” 我从床上跳起来,跟在她身后,急步穿过客厅,跑到室外一片花海的平台上,它沐浴在朝阳的强光之中。我俯瞰城市,它的白房子也亮得刺眼,就跟又变得波平如镜的大海一样。 “不是在那下面,”昂热拉说,“在那上面。在山坡上。”她用手指,“在柏树旁边!”最后,我在房子后面陡峭山坡上的柏树旁发现了它——一棵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杏树。阳光下,这棵树和树上的花朵熠熠生辉,超凡脱俗。 “我观察这棵树多年了。”昂热拉说,“六月里它还从没开过花。今年它开了。您还记得吗——岛上的僧侣、神圣的火奴拉特和他的杏树?” “对。”我说。 她跑进客厅,又拿着一只相机回来了。 “我得拍下它。”她说,“它是为我们绽放的,罗伯特!我想准备一本相册,里面只放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这就算第一张。”她将相机举到眼前,“它将永远为咱们俩开放。”放下相机时她说。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下滑。“回去吧”,她笑吟吟地说,“快回来……” 8 空游泳池在太阳下白闪闪的。 保尔-泽贝格也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天气一天一天地更热了,我们穿着凉鞋,在杉树、橄榄树和棕榈树的绿荫下来回漫步。灼热的太阳下,透过树干,我看到伊尔德-赫尔曼家门外五彩缤纷的花圃,老是看到那个游泳池。我看到,有几块石板是供跳水用的。池底有几根树枝。小动物在那里来回蹿跳,小蜥蜴。现在是下午一点,公园里静悄悄的。 泽贝格一回来我就前去拜访,令他猝不及防。我做好了他会拖延、推托的打算,但是他声明,他很想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坐着一辆车出城了。 我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 “她仍然相信是谋杀。”我说。 他不听,迅速讲下去:“接到电话后,我只有一个解释:赫尔曼先生不是在寻找某种资料,而是想销毁某些资料。” “您说过,这种资料总是有多份复印件。” “他有可能想办法全部弄到手,以便掩盖某件事。也许他没成功。也许悲剧因此而发生。” “这就是说,您现在不再相信是谋杀或事故了?” “是这样,卢卡斯先生。” “那您现在相信是什么?请您讲出来!” “我相信是自杀,”全权总代表保尔-泽贝格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 9 鸟儿在树枝间啁啾,蜜蜂嗡嗡。 泽贝格说:“我对赫尔曼夫人只字未提此事——她的状况不允许。我实话告诉您我在法兰克福查到的一切吧——是跟格罗塞先生一起调查的。在我最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前,他是负责生意的第一代理人。我跟他忙了几个昼夜。事实不妙,但我还是要对您讲。我不在时,赫尔曼先生和约翰-基尔伍德在英镑贬值前买下了英镑,发放英镑贷款,加起来总共高达五亿马克。” “您讲出来真是太好了,”我说,“因为缉税官克斯勒也查出来了。” “您知道了?” 我点点头。 “您知道赫尔曼先生是在基尔伍德的委托下买的?” “对。” “您也知道那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发疯的事:赫尔曼没有立即将英镑转抛给联邦银行,再加上那疯狂的英镑贷款,让银行蒙受了四千万的损失?” “这我也知道。”我说,心想,泽贝格之所以这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正如他所说,是因为他别无出路。 “银行不会因此而动摇的,”泽贝格说,“我这期间已经处理好了。一切都继续运行。但是,您理解那些英镑为什么留在我们行里吗?我们为什么发出英镑贷款吗?赫尔曼先生有何计划?” “这我不懂,”我说,“跟您一样懂得很少。” “噢,”他说,“您是说,我知道。但是这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情人没人理解。” “知情人,这是指您和那位格罗塞,以及萨冈塔纳、法比安、托威尔和泰奈多斯等先生,对吗?长话短说,泽贝格先生,我也知道,所有这些先生,包括基尔伍德在内,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这家科德公司,这家生产电子产品的魔鬼公司——以你们的银行为家庭银行。” “约翰-基尔伍德是科德公司的全权代理。”他说。 “是的。”我说,端详着那个双面头像。他会有几百年了? “我什么也不瞒您。也不隐瞒基尔伍德常受团体的委托在我们那儿进行的金钱交易,以及在贬值之前购买弱货币的事。只不过赫尔曼当然总是立即将弱货币卖给联邦银行。” “您说说,泽贝格先生,您认为这种交易道德吗?” “它们是合法的。这才是关键。一位银行家不可以做任何不合法的事。金钱自有其道德。这是我说的,听起来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不是冷嘲热讽者,但我也不是伪君子。” “跟赫尔曼先生相反。”我说。 “此话怎讲?原来如此!”他咬着嘴唇,“看来您也知道了那场报告,他在去我的办公室乱翻之前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宫’所作的报告。您是指那次关于银行家的伦理和他对社会的责任的演讲吧,对不对?” “对,泽贝格先生。” 他缄默。我等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说:“您不想评判您的上司。” “永远不要讲死者的坏话。”他说。 “可如果他从事这种生意,他在那儿这么讲就是伪君子了。”我说,“您对我讲,金钱自有其道德。我相信,那些把跟金钱打交道当成他们的生意的人完全忘记了,毕竟有数百万的性命悬系在这些钱上。金钱对他们成了一样物体。一个物体没有道德。因此,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里就自然地反道德了。不然的话他们经常是或好或坏——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对,他们有时甚至弥补他们的有意识的或潜在的不快。我想到洛克菲勒、卡奈基,想到他们赠给社会的那些博物馆、医院、学校和藏画,想起他们的资助和需要为大众干的好事——当然只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外。” “您放心地讲出来吧。”他说,“您说的极有可能是对的。” “这是肯定的。”我说,“您对赫尔曼在他的法兰克福演讲之后的行为有什么解释?” “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 “是什么呢?” “也许因为他跟基尔伍德的金融交易受到了攻击,他担心他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好名声。”我说,“这么说,您的银行和赫尔曼先生所做的事显然也不是特别光彩啊。” “它是合法的。” “这您已经讲过了。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吗?” “没有。” “咳!还是有道德的顾虑?泽贝格先生,到现在为止,您讲出的一切都令人信服。” “我知道,现在却不再是了。”他说。 “因为您想保护您死去的上司?” 他耸耸肩。 我说:“基尔伍德内心一定发生了什么,不然他不会那么自责,讲出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话,因为有人想阻止、也必须阻止他继续讲话。依您看这有可能是谁呢?” “这我不懂,卢卡斯先生。另外,今天下午,迪尔曼先生,这位法国政府的代表,约好在我这里进行一次谈话。我顺便告诉您,我将要对他讲的跟我告诉您的话一模一样。” “这不冒险吗?” “正好相反,卢卡斯先生。您一定已经知道了,迪尔曼先生是带着某种特殊的使命被派来这里的。我现在必须想方设法保住我们银行的声誉。正因为如此,我要将一切情况告诉此人,因为他是被挑选来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安的。我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这您做对了。”我说。我们匆匆地对视一眼,然后,我们俩望向那双面头像。泽贝格打量着双面头像展望未来的脸,我打量着那张回顾过去的脸。 10 这天下午,我还跟鲁瑟尔、拉克洛斯和克斯勒碰了头,向他们讲了我跟泽贝格的谈话。我们坐在旧码头旁边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风扇又转开了,但我们的额头上还是汗涔涔的。当我结束我的报告时,鲁瑟尔说:“可怜的迪尔曼。他们给了他一项该死的任务。泽贝格是只狡猾的狐狸。实际上他是以他的招认强迫法国政府——从而也包括德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保护赫尔曼银行。事情会这么解决的。” 我对克斯勒说:“您查出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但不是全部。” 他挑衅地反驳道:“我跟基尔伍德谈过话!他信赖我!我把他榨干了。如果他不告诉我全部,如果他也骗我一回,我有什么办法?您讲的这一切,我几乎在杜塞尔多夫都已经讲过了。” “您对那家跨国公司一无所知吗?除了特拉博之外,这帮人都跟它有牵连。”我说。 “是这样。”他缩回头,“不过现在我们已知道了。看来他们全都可疑。” “全部,对。”我说,“您女儿怎么样了,拉克洛斯先生?” “哎呀,她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友好地冲我点点头,转而又严肃起来。“我们这里有个cabale,”他说,“对,一个黑社会。” 我迫不得已写下了这个法语单词,因为它在德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法语里的cabale相当于这么一帮人,他们盟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团结一致,无比神秘和隐蔽…… 六点左右,我坐出租车去昂热拉那儿。我打过电话,但没通,虽然她对我讲过,她下午在家里工作。我怀着一种不祥的感觉去她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当我后来按她的门铃,她为我打开门时,我的不安加剧了。她问候我,客气而冷淡。我想吻她的嘴,却吻在了她脸上,因为她把头转开了。她穿着她的许多浴衣中的一套,在我前面径自走到了平台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那里的花儿再次灿烂。 她坐进秋千。我在她面前站住,端详着她。她一声不响。她点燃香烟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我有客人来过,”她说,“一小时前。” “谁来过?” “英格-德赖尔夫人。” “谁?” “你已经听明白了。你妻子的朋友。她说,她坐车从胡安派恩斯过来的。她从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我的地址。那回在‘金山羊’,我非常高声、非常清楚地报出了我的名字——跟你相反。”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讲我的名字时讲得人家难听懂。” “我想省去你的难堪。”我说。 “对,当然,当时我也是这么想。” “昂热拉!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我试图抱住她的肩,可是她避开了。“请别这样。” “那好吧,真的,我弄不懂了!这女人要你干什么?” “这女人,”昂热拉说,她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伤心和沮丧,“她告诉我,在艾泽见过咱们俩后,她马上给你妻子打了电话。这是她急着要做的事,当然。这我当时就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咱们俩可不在乎!” “是吗?”昂热拉问,非常低声,“你不在乎吗,罗伯特?” “这话是什么意思?昂热拉!请问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你妻子当时在电话上讲了你一大堆话。然后,她还把它们详细地写了下来。特快。航空邮件。信是今天寄到的。德赖尔夫人认为,我使她很同情,她觉得她有义务让我读读这封信。她本来也收到了这一委托。”昂热拉伸手摸进上衣口袋,“信在这儿。”她递给我一个信封。我认出了卡琳的笔迹,从信封里抽出好几页纸,上面写满了卡琳工工整整的笔迹。 “你读吧。”昂热拉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我读道: 我亲爱的英格! 你真好,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碰上罗伯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两个人接吻拥抱,像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我在电话上已经简单告诉过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对此持何态度。我现在只是写得稍微详细一点,好让你别不必要地担心。 跟你和你丈夫以为的相反——当你们这么看到罗伯特时,必然会相信的!——这是事实。事实很简单,正如我对你讲过的:我们过着一种现代派的、非常幸福的婚姻。我们早就达成了一致,每个人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我们永远留在彼此身边,彼此相爱——由于深深的精神之根。你看,最亲爱的英格,你丈夫和你,你们过着一种普通形式的幸福、和谐的婚姻,跟我们有点两样。我们精神上是如此的互相依赖,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能取代我的罗伯特,或者能取代他的我!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在性欲领域里已是如此习惯了,寻找和需要不断的新体验。你可以因此谴责我——我对你只讲实话。这种性欲的体验,这种不断的‘外遇’,对我们的婚姻没一点点不良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越来越亲密。你认为,如果两个人相互给予这许多的自由,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我有过的所有男人,都比不上罗伯特。他老是讲,他跟他的女孩子和女人们交往也同样是如此。当他从旅途中回家来时,他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他的最新冒险,以那种风趣向我描述最隐秘的情形,他的风趣你是了解的,取笑那些愚蠢的母牛,那些可怜的小兔子。他,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正向她们宣布他的伟大的爱情。他准确地向我表演所有的隐秘情节!你知道,这会刺激得我多么发狂?我同样也这么做,我也向他详细表演我跟我的所有男人的故事。这总是令我们俩如痴如醉! 我放下信纸,望着昂热拉。她的目光越过我身旁,俯视着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这是一封卑鄙的、精心策划的撒谎信!写出它就是为了把它交给你!”我喊道,“这里面没有一句真话!这一切都是一个被遗弃女人的复仇!昂热拉,我请你……” “你读下去。”她说。 “我对你说……” “叫你读下去!” 我读道: 你以为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英格?你就说它是性倒错吧,好。可我告诉你,那之后我们就一连数天不下床。我们像动物似的扑向对方!哎呀,亲爱的英格,你有个可爱的丈夫,你本人也是个善良的忠诚的妻子——我知道,你们不能理解我和罗伯特。可这正是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像新婚燕尔那样保持亲密的方法。罗伯特当然告诉过我,他在戛纳遇上了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他打算再演一出伟大的戏,正如我们这么叫它那样。这我在电话上就对你讲过了。他又一次有了外遇,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肯定很漂亮,或许也很可爱。他告诉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要她…… “这真卑鄙!”我说,“噢,这真下流!” ……说他没有她就无法生存,他的婚姻已死去多年,我是个怪物——跟游戏有关的那一切,你理解吧?当你在电话上告诉我,这女人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时,我开始没用心听,因为这一切我早就熟悉了。然后,后来,我起了疑心。在罗伯特和我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游戏得有个限度!这就在于其他人的不幸。这我还从没想到过。现在我头一回思索此事。我本想给罗伯特打电话,告诉他,他应该终止这场闹剧,但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会开他的玩笑,引我发笑。因此我写信给你,请你把这封信给那个现在跟他要好的女人看看。我请尚未谋面的她原谅,为了他,也为了我,我不比他好。我不能期望她会理解罗伯特正在跟她做和做过的事情。可怜的人儿。我实在是为她难过。我头一回为我跟罗伯特多年来所做的事感到羞愧。我们必须终止此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打电话给我,最亲爱的英格,真诚地问候你的丈夫。祝你们在南方再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从你写的看来,那里一定美妙无比。拥抱你! 你的老朋友卡琳 我放下那几张纸。 “昂热拉,”我说,“老天,你总不至于相信这里面所写的吧?” 她不回答,望着下面的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请讲话!” 她说:“这位英格-德赖尔给人一种真正不安的印象。我本人也认识一些玩这种游戏的夫妻。” “可我没这么做!” “你喊什么?” “我必须喊!这是胡说八道!我爱你,昂热拉,只爱你,你是我的生命——这你还没有理解吗?你还感觉不到吗?我没向你证明吗?我离开了卡琳,我提出了离婚,我搬进了酒店……” “是的,”她说,“你一生中已经这样做过多少回了?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吗?” “你……那么你相信这个女骗子了。”我颓丧地说,“这不可能。昂热拉,请听我说!在咱们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相信这些谎言?” “这一切都属于游戏,是不是?”昂热拉问,“然后,当你又回到她身边时,你向你妻子表演一切,现在这一幕,我们在床上做的一切,我所讲的一切,一切?” “我绝不会再去她身边!” “你又喊起来了。”昂热拉说,“请你别嚷。我只是一个人。” “昂热拉,我以我们的爱情向你起誓,这是一个最最无耻的谎言!” “你老是以你的爱情起誓吗?” “我只有一个,你!” “你还这么讲?” 我愤怒了。 “你可是一个知识女性,昂热拉!你怎么竟会相信这封信?你怎么会对我怀疑?” “这我也不懂。” “这么说你怀疑了?” 她沉默。 “你怀疑了?” “你知道,我跟男人们经历过什么,”她说,“因此很容易生疑。很容易怯懦,或者变得现实。你跟我玩得开心吗,罗伯特?” “昂热拉,”我说,感到血又在我的太阳穴里跳动,“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讲话!”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就这样敏感吗?可是,可是!一个经常做这种事的男人!哎呀,我忘记了,这一切还属于游戏,当然。这回,当你回家去时,你有一大堆好讲的啦。” 我真想放声大哭,无法再听这种话。 “昂热拉,我请求您,理智些!” “我非常理智。”她说,“别担心,罗伯特,我不再从平台上往下跳了。你跟卡琳的共同生活一定非常刺激。” “你要是再讲一句这种话,我就走。”我大声喊道,“你真是疯了!没法跟你谈!要么你现在马上相信我,这一切都是谎言和卑鄙,要么……” “要么?” “要么我就走!我为你做了一切!我不能也不想受到这种怀疑和对待。” “第二场结束。”昂热拉说。 我快步上前,狠狠地抽在她脸上。 她的头歪向一边。 “对不起!”与此同时我绝望地喊道,“请你原谅我,昂热拉,原谅我!”我想将我的手放在她肩上,可是她推开了我。 “现在你可以走了。”她说。 “我就走!”我说,感到眼泪涌进我的眼眶。 “对,”昂热拉说,“而且赶快。” 我一脚踢到一只放满唐菖蒲的落地花瓶上。它碎了,花儿跟碎陶片飞向四面八方。水喷溅。我转身就走,在身后摔上了门。在载我下去的电梯里,我失声痛哭。我全身哆嗦。楼梯到了下面,但是我无力离开它。我倚在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我的双腿再也驮不动我了。我瘫作一团,用双手擂电梯,粗鲁地大声诅咒。我是那么虚弱,站不起身来,更别说走了——

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0 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插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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